近日，一起涉案金额高达6.8亿余元、盗用30余万条跨境购物订单信息的骗购换汇大案尘埃落定。2025年3月20日，法院以骗购外汇罪、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分别判处杨某等人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至二年十个月，各并处罚金1511.1万元至111.2万元，并承担删除信息、公开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本案最具刑法研究价值的，是办案机关对杨某等人两种行为模式作出了精准的定性分野：一种以欺骗手段在支付机构场内申请购汇，构成骗购外汇罪；另一种通过支付跨境人民币至境外再兑换外币，因跨境人民币不属于外汇，实际取得外汇发生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构成非法经营罪（变相买卖外汇）。本文聚焦第二种行为模式，系统解析变相买卖外汇的刑事风险。

一、案件事实与定性分水岭

经审理查明，杨某、秦某等人于2020年4月成立4家电子商务公司，与境外人员控制的支付公司、供货公司签订虚假供货合作协议，并与国内具有外汇业务资质的支付公司签订跨境支付协议。此后，二人以"低风险、低费用""无须审查资金用途"为话术发布换汇广告，在收取客户人民币后，由财务人员将资金与伪造的跨境购物订单信息一并上传至支付机构审核系统，申请向境外付款，最终将外汇转入客户约定账户。

2024年1月26日，办案机关厘清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涉外汇交易行为：

第一种：签订《外汇支付协议》，通过支付公司向合作银行申请购汇。行为人以伪造的跨境电商订单骗取支付机构向合作银行申请购汇，属于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外汇指定银行）内以欺骗手段获取外汇，构成骗购外汇罪。

第二种：签订《跨境人民币支付协议》，申请支付跨境人民币至指定境外账户，再从境外将跨境人民币兑换为指定外币。办案机关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外汇的主体要件为外币。人民币属于本币，不因其跨境使用而改变性质。向支付机构骗购的跨境人民币不属于外汇，实际取得外汇发生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属于变相买卖外汇，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这一分野是本案的定性精髓，也是变相买卖外汇刑事风险的核心支点。

二、变相买卖外汇的法律界定

（一）法律依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第四条

：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第三条

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非法买卖外汇二十万美元以上或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9〕1号，2019年2月1日施行）

第二条明确，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三条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五百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第四条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二千五百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为"情节特别严重"。

（二）"变相买卖外汇"的规范含义

"变相买卖外汇"是指不通过外汇指定银行等正规渠道，而以人民币与外汇之间进行非法兑换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1）倒买倒卖外汇；（2）以人民币支付至境外、再从境外兑换为外币的"跨境人民币—外币"转换模式；（3）以其他方式实现本币与外币的非法兑换。其核心特征在于：买卖行为发生在国家规定的外汇交易场所以外，逃避了外汇监管，侵害了国家外汇管理秩序。

（三）与骗购外汇罪的界分

简言之：场内欺骗购汇=骗购外汇罪；场外非法兑换=非法经营罪（变相买卖外汇）。本案杨某等人两种行为并存，依法数罪并罚，正是这一区分的司法运用。

三、量刑标准与本案适用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法释〔2019〕1号：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50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非法经营数额250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案涉案金额6.8亿余元，非法获利300余万元，远超"情节特别严重"标准（2500万元）。杨某作为主犯，最终被判处九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511.1万元，量刑完全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顶格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法释〔2019〕1号施行后，"变相买卖外汇"明确纳入非法经营罪的打击范围，填补了此前对"跨境人民币—外币"转换模式定性模糊的空白。本案是这一司法解释在新型跨境电商骗购换汇领域的典型适用。

四、本案变相买卖外汇行为的具体解剖

（一）犯罪链条构造

1. 境内收款：在境内外社交平台发布换汇广告，以提成返利联系中间人介绍"生意"，收取客户人民币；

2. 虚假订单：从成某处购买30余万条真实跨境购物订单信息（含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地址、物流单号、商品名称、价格），批量篡改商品名、价格，拼凑成"合规"的跨境支付申请；

3. 跨境人民币支付：以《跨境人民币支付协议》将人民币支付至境外指定账户；

4. 境外兑换：在境外将跨境人民币兑换为指定外币，转入客户约定账户，完成资金非法跨境流动，赚取1%汇率差价。

（二）多方责任链条

主犯杨某、秦某：策划、组织，数罪并罚（骗购外汇+非法经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财务人员李某：上传伪造订单，系共犯；支付机构"内鬼"曹某：客户经理，将风控质疑告知杨某并指导逃避审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罚金10万元；物流公司成某：电商部经理，以每条0.3元出售30余万条订单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20万元；中间人：以提成返利介绍"生意"，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或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共犯。

五、刑事风险延伸：谁会坐牢

1. 换汇平台组织者（主犯）：数罪并罚，量刑最重（本案九年六个月）；

2. 财务人员、技术支持人员：明知虚假仍协助操作，构成共犯；

3. 支付机构内部人员：通风报信、指导逃避风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且与行贿方形成对合犯罪；

4. 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方：倒卖订单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骗购/非法经营行为数罪并罚；

5. 换汇客户：若明知资金来源非法、长期大额参与，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共犯的风险；

6. 中间介绍人：赚取提成返利，可能被认定为共犯。

尤其需要警示的是：盗用消费者跨境购物额度这一手段，使30余万条真实公民信息成为犯罪工具，消费者本人虽无责任，但其年度2.6万元跨境购物优惠额度被无声吞噬——这正是新型金融犯罪"无感侵害"的典型特征。

六、无罪辩护的思路与空间

即便面对已经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专业刑事律师仍应逆向审视：在侦查、起诉、审判的任一环节，本案是否存在无罪辩护的切入点？从变相买卖外汇这一核心定性出发，可梳理出以下可能的无罪辩护思路：

（一）"跨境人民币支付"环节的独立合法性辨析

杨某等人申请的是"跨境人民币支付"，该业务本身经具有资质的支付机构合法开展，是国家鼓励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并非法律禁止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若杨某等人仅实施了"将人民币支付至境外指定账户"这一行为，而境外的"人民币—外币"兑换环节由客户自行或通过其他独立第三方完成，则杨某等人直接实施的行为仅是资金跨境转移，未必直接构成"买卖外汇"。买卖外汇的本质在于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对价关系，若兑换环节不在行为人实际控制范围之内，行为与"非法买卖外汇"之间的因果链条可能存在断裂，进而影响非法经营罪的成立。

（二）"变相买卖外汇"的主观明知边界

非法经营罪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属于"非法买卖外汇"而故意实施。若杨某等人误认为通过有资质的支付机构办理跨境人民币支付系合法业务（事实上该支付通道本身具有合法性），其主观上可能缺乏"非法买卖外汇"的直接故意。尤其当支付机构内部人员曹某主动指导其补充材料、逃避风控审查时，更易强化其"业务合规"的错误认识。当然，这一辩护需结合其是否明知订单系伪造、是否明知客户资金真实用途等客观事实综合判断，不能仅凭口供主张。

（三）两种行为模式的金额切割与事实存疑

本案同时包含骗购外汇与变相买卖外汇两种行为，涉案总额6.8亿余元。若侦查、公诉机关未能对两种行为作精确的金额拆分，或拆分所依据的电子数据、银行流水、订单信息之间存在矛盾、遗漏，则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应将证据不足的部分从犯罪数额中剔除。数额的核减不仅影响量刑档次（是否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2500万元门槛），在极端情形下甚至可能动摇整体定性。

（四）从属性参与者的责任边界与个罪无罪空间

财务人员李某若仅按上级指令上传材料、对订单伪造不知情，中间人若仅介绍客户、未参与具体换汇操作，且其主观上确信这是合法的跨境电商业务，则可能不具备共同犯罪的故意，不构成共犯。特别是部分边缘参与者，其涉案金额可能未达立案追诉标准（非法经营数额500万元或违法所得10万元），存在个罪无罪的空间。

（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独立性质疑

本案中，办案机关已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非通常的手段行为"，与骗购外汇罪分属不同法益、数罪并罚。这一定性本身为切割该罪提供了空间：若杨某等人从成某处购买订单信息时，不知该信息系"非法获取"（如成某以合法报关服务名义提供），可能不具备该罪所需的主观明知；且部分订单信息可能来源于成某职务行为中合法接触的数据，其性质认定存在争议。该罪的剥离，直接影响数罪并罚的总刑期。

（六）客观评估：现实无罪空间几何？

须审慎指出：本案中杨某作为组织、策划者，两种行为模式清晰、涉案金额巨大、非法获利明确，且已有"内鬼"曹某供述、海量电子数据、完整银行流水等形成闭环证据链，对主犯而言实际无罪空间极为有限。但上述切入点对从属性参与者（李某、部分中间人）及犯罪数额核减具有现实的辩护价值——前者可能实现个罪无罪，后者可能推动整体量刑降档。这正是刑事辩护"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具体案件中的体现。

七、罪轻辩护要点

1. 定性辩护（核心）：严格区分两种行为模式，分别认定骗购外汇与变相买卖外汇的金额，避免笼统折算导致量刑畸重。本案办案机关已作精细区分，辩护时应确保金额切割的准确性。

2. 主从犯辩护：杨某、秦某系组织、策划者，为主犯；财务人员、中间人、部分从属性参与者，可争取从犯认定，大幅降低刑期。

3. 涉案金额核减：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应逐笔审查每笔交易是否实际完成、是否确属变相买卖外汇，剔除计算错误或证据不足的部分。

4.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否系手段行为：本案明确该罪"并非通常的手段行为"，与骗购外汇罪分属不同法益，数罪并罚。但辩护时可论证部分信息获取、使用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争取在个罪量刑上从轻。

5. 自首、退赃、认罪认罚：案发后主动配合、退缴违法所得、积极赔偿（本案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78万余元），可争取从宽处罚。

6.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4家电子商务公司系为犯罪设立，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但辩护时可审查是否存在单位外壳下的责任限缩空间。

八、结语与风险防范

本案是跨境电商场景下"骗购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复合型犯罪的标杆判例。其警示意义在于：对从业者，任何以"跨境支付""跨境电商"为外壳，实质从事人民币与外币非法兑换的行为，均可能落入非法经营罪（变相买卖外汇）的打击范围，跨境人民币绝非"法外之地"；对支付机构，应切实履行外汇业务真实性尽职审核义务，发现异常交易立即上报而非"内鬼"通风报信；对消费者，年度跨境购物额度异常见底，可能是个人信息被盗用的信号；对涉案人员，应尽早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在定性辩护、金额核减、主从区分上把握辩护主动权，避免因"数罪并罚"叠加导致量刑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