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26年10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过"平安北京朝阳"发布警情通报：近期，该局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目前，实际控制人唐某（男，53岁，即宜信创始人唐宁）、赵某（女，51岁，即赵玫）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侦办与追赃挽损同步推进。

2026年5月22日，宜信集团以"普惠金融与财富管理业务规模收缩、收益不佳"为由，决定全面停止旗下类固收产品兑付，启动所谓"良性清退"；10月11日晚，宜信通过瑞承、宜人优选等App向类固收投资者定向推送《关于向类固收产品客户的致歉信》，承认类固收产品已"实质违约"，并披露初步清产核资显示集团"可能资不抵债、偿债缺口较大"，就连受聘的法律尽调机构也表示无法依据集团提供的材料对产品合规性独立调查。致歉信发出不足24小时，警方即行立案。从"主动清退"到"被动立案"，相距不足五月。

涉案规模存在多口径：财新估算停兑涉资约300亿元；宜信前员工测算实际存量可达400亿至500亿元；联合早报称波及近10万名高净值投资人；经济观察报初期统计约8000余名投资者、金额超110亿元。产品起投门槛100万至500万元，宣传预期年化收益率4.6%至10.5%，底层资产涵盖消费金融贷款、车辆抵押贷款、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及农业相关债权，承载平台包括瑞承（原宜信财富）、宜人优选、投米等多个入口。这一体量与门槛，决定了本案绝非普通个案，而是又一起涉众型金融犯罪的标志性事件。

二、定性之辩：这不是"P2P爆雷"

外界习惯将本案归入"P2P爆雷"叙事，这一标签存在重大法律偏差，必须首先厘清。宜信旗下P2P平台宜人贷早在2015年12月登陆纽交所（后更名宜人智科、逐步剥离网贷业务），彼时的网贷风险出清集中于2018至2022年。本次被立案的，是宜信财富管理板块下的"类固收产品"，其法律性质更贴近委托理财、资产管理或特定对象募集，而非经典意义上的P2P点对点借贷。

这一区分绝非文字游戏，而是辩护的第一关键点。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存款"的替代性吸收行为；若涉案产品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基于特定底层资产的收益权转让、资产收益权认购或资产管理安排，则其"存款替代性"将受到根本质疑。辩护应首先梳理清楚产品的交易模式、底层资产真实性与权利归属，不能一上来就被 “出事就是犯罪” 这种舆论观点带着走、被动应诉。控辩双方最先要争的关键点，就是不能把这类类固收产品简单直接认定成非法吸收资金。

三、四性解译与逐条反驳空间

非法集资案件的定性，惯例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性。本案四性并非铁板一块，存在可辩空间，须逐一拆解。

非法性方面，宜信历史上持有支付、财富管理、保险销售、融资租赁等多张金融牌照，业务版图横跨普惠与财富。产品是否"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是否落入"未经依法许可或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的范畴，需对每一只产品逐一核验其发行依据与合规边界。值得注意，法律尽调机构"无法独立调查产品合规性"的表述，恰恰说明合规状态尚未定论——这不应被直接推定为"非法"，而应成为辩护方申请调取产品备案、许可文件与监管沟通记录的切入点，以还原其"借用合法经营形式"的真实程度。

公开性方面，涉案产品经瑞承、宜人优选App定向推送给既有的类固收投资者，传播渠道相对封闭，需结合是否存在"口口相传""公开推介会""第三方代销""朋友圈扩散"等外溢证据综合判断。若销售严格限定于既有合格客户名单，公开性要件即存疑。

利诱性方面，承诺保本付息、年化4.6%至10.5%的收益率，确属典型利诱特征，此性较难撼动，但可结合产品合同中风险揭示条款的完备程度、是否明示"非存款、不保本"等话术，弱化"利诱"的主观恶性评价，乃至主张系投资者自主风险判断。

社会性方面，起投100万至500万元、面向高净值人群，这是本案最值得着力的一性。辩护可主张投资对象具备合格投资者属性、关系网络相对特定，不满足"不特定社会公众"要件。当然，近10万人规模与投资者间的口碑扩散，可能削弱该主张，故社会性之争必是控辩拉锯的核心战场。四性之中，非法性与社会性是两大突破口，公开性与利诱性则重在"降恶"而非"脱罪"。

四、非法吸存与集资诈骗的区分

无论最终以何罪立案，控方与辩方围绕刑法第176条与第192条的择一适用，将构成全案定性分水岭。两罪的根本界限，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

从现有公开信息看，唐宁并未卷款潜逃——其系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且早在5月即主动启动"良性清退"、10月以集团名义致歉并配合清产核资，未见挥霍、转移、隐匿资产的显性迹象。这更符合因经营失败、底层资产贬值、流动性枯竭而引发的兑付危机，贴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逻辑。参照此前中植系案件，司法机关亦将其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非集资诈骗，关键即在于未能证实实控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若控方试图以"明知无兑付能力仍持续募集"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辩护应着力切断该推定链条：需证明募集当时，决策层主观上仍信赖底层资产（消费金融、车抵、供应链等债权）具备可回收价值，而非自始谋划占有资金。有无"借新还旧"的庞氏结构、募集与投向是否严重错配、是否存在虚构底层资产、资金是否被个人肆意占用，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事实，亦应成为侦查阶段即予固定的辩护证据。切断非法占有目的推定，是将案件锁定在非法吸存框架内的核心战术。

五、单位犯罪之辩：双罚制下的个人责任边界

《致歉信》以宜信集团名义发出，"良性清退"由集团研究决定，涉案产品系公司统一设计、销售、管理。据此，本案宜优先适用单位犯罪框架（刑法第176条第三款、第192条第二款均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单位犯罪框架对辩护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单位犯罪以"双罚制"处罚，单位罚金与自然人刑责并存，集团将先承担财产责任；另一方面，唐宁个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依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认定，而不能将单位整体行为全额、自动地归责于实际控制人。辩护应区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参与产品决策的核心管理层）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执行销售、运营的中层），并论证唐宁在具体产品发行、资金调度中的实际参与深度，防止"实控人"身份被直接等同于"全额责任人"。单位犯罪之辩，本质是将"个人罪责"从"单位整体行为"中剥离的精细工程。

六、金额核减：300亿是存量而非损失

媒体广泛引用的"300亿"，是未兑付余额或存量规模，而非刑法意义上的"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一区分，决定量刑基准的天壤之别。

金额核减可沿三条路径展开。

其一，剔除案发前已正常兑付的本金与收益，仅以截至立案时尚未归还的本金计入基数，避免将"流量"误作"存量损失"。

其二，按底层资产的实际可回收价值计算损失——大钱仓资产以净本金2.3折至3折收购债权，虽非官方清退方案，却折射出市场对资产回收价值的现实预期，可作为损失核减的参考；若底层消费金融、车抵等债权仍具回收可能，损失额应相应扣减。

其三，剥离预期收益、利滚利等虚增部分，仅以本金损失为核减对象。最终应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法释〔2022〕5号所定义的"给存款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基准，而非简单地以累计交易额顶格计入。金额核减，是把"天文数字"还原为"法律损失"的必经工序。

七、主从犯区分与刑事责任认定的核心标准

唐宁作为实控人，形式上当然处于责任核心，但辩护仍应围绕"责任划分而非数额中心"展开。即便涉案数额落入"数额特别巨大"（5000万元以上档，法定刑十年以上），通过责任切割、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组合拳，刑期仍有大幅下探空间——这正是近年来非吸辩护从"数额中心主义"转向"罪责中心主义"的实务共识。

具体举证可围绕三个方面：唐宁是否亲自决策每一款产品的发行条款、是否实际控制资金去向、是否从中获取高额分赃。赵某（51岁）等多名嫌疑人并列被采取强制措施，各人角色分工、决策层级、受益分配的厘清，正是主从犯切割的着力点。参照同类案件经验，即便实控人难以脱罪，厘清"谁决策、谁执行、谁受益"的责任图谱，仍是压缩个罪刑期的关键技术动作。责任中心主义提醒我们：数额决定档次，但责任决定落点。

八、量刑争取：发掘可从轻的有利点

本案存在若干可争取的从宽辩点。第一，唐宁方在5月主动启动清退、配合第三方清产核资、10月致歉，显示其并未回避责任，可争取"配合追赃挽损"情节；第二，若唐宁可证明系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则成立刑法第67条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三，退赃挽损的实际规模与比例，是决定最终量刑乃至能否适用缓刑的硬变量。

类案参照上，中植系将定性守在非法吸存、恒大案实控人因数罪并罚获重刑，均提示实控人通常面临较重刑罚，但从宽情节的扎实固定始终是辩护最具现实价值的发力点。对唐宁而言，能否在侦查、起诉阶段即促成可观的退赃挽损或资产盘活，将直接决定其刑期长短。

九、实控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辩点

与"实控人在逃"类案件不同，唐宁已被控制，辩护重心须前移至侦查阶段，方能抓住有利窗口。首要任务，是审查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拘留、逮捕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是否存在超期羁押或"以捕代侦"；符合条件的，应及时申请取保候审，将当事人从羁押状态中解脱，为后续认罪认罚、退赃谈判保留主动。其次，应在侦查环节即介入金额核减与从宽证据固定，争取在移送起诉前压缩指控规模，避免"数额中心主义"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固化。此一"提前介入、以辩促诉"的策略，是实控人已到案案件中较"在逃"案件更为有利的辩护窗口，不容错失。

十、辩点总结

综合上述，本案可提炼五条辩护路径，并按风险与价值排布：其一，定性辩护——厘清类固收产品法律性质，阻击"存款替代"推定，此为根基；其二，四性辩护——尤其主攻非法性与社会性，将"借用合法形式"与"特定对象"两线做实；其三，罪名界分——争取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推翻非法占有目的推定；其四，金额核减——以直接经济损失为锚，剥离已兑付与预期收益，把存量还原为损失；其五，责任切割与从宽——主从犯分工举证、自首与退赃挽损情节固定，在重数额下争出轻落点。

李伟律师由此归纳三个辩点：第一，定性看结构而非标签，类固收之名不等于吸存之实；第二，金额看损失而非存量，300亿存量不等于300亿损失；第三，量刑看退赔而非身份，实控人之名不当然等于全额责任。

类固收爆雷的案件洪流中，辩护的价值不在于否定事实，而在于为每一个法律争议点争出应有的边界——这既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刑事司法从"重罪重判"走向"精准定罪"的应有之义。

说明：本文系基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26年10月12日警情通报，以及财新、澎湃、联合早报等公开报道，从刑事辩护专业视角所作的法律分析。唐宁等人目前仅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其最终罪名与责任须以司法机关生效裁判为准。本文旨在解构辩护逻辑、厘清争议边界，而非对事实作预断。